黄土文化概述2
四、黄土文化的基本特点
概括黄土文化的特点，主要有如下几点：多元性；古朴性；对立性。这些特点，又反映在经济、心理等方面。
1、黄土地自然环境与经济模式 近代的黄土地高原与古代的黄土高原，在地理环境上是不一样的，从地质构造来看，陕北黄土地属于鄂尔多斯地台的一部分。鄂尔多斯地台，也称为陕西构造盆地，属温带气候，海拔在1200至2000米之间。二、三百万年前，在这里相继堆积的午城黄土、离石黄土，使这里覆盖上了厚厚的一层黄土，其厚度平均在70米左右，厚者达200米。大约5000年前，这里的气温还相当暖和，茂密的植物覆盖着大地山峦，野生动物也十分丰富，这些，为我们的祖先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，分布在这里的大量仰绍文化、庙底沟文化遗址，向我们展示了黄土地昔日的繁荣。直至汉代，这里还是个水草茂盛的地方。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，“西有羌中之利，北有戎翟之畜，畜牧为天下饶”。（秦末汉初时，陕北一带为翟国。）汉代的一个《复议三郡疏》中描写这片土地是“沃野千里，谷稼即殷”、“水产丰美、土宜产物；牛马衔尾，群羊塞道”。当时这里是汉武帝的六个大养马场之一。看来，至少在汉代之前，这里的气温还较湿润，森林植被较好，畜牧业在这里的经济中还占有极大比例；农业方式虽已普遍采用，但范围还不甚广泛，主要集中在川道平地，几乎没有山地耕种。 然而后来的变化却改变了这种环境。首先就是战争。连绵一千多年的民族之争、内乱，将这里变成了一个战争的漩涡，一个边关要塞。为了充实边关，从汉代起，历代朝廷都在这里大量设兵屯田。据《汉书》载，汉代曾先后七次向这里移民，仅公元前120年一次，就迁徙关东（潼关以东）贫民70余万人到这一带安家；仅一次就将60万士卒迁到这里戍田。据载，明末清初之际，清王朝曾将江逝、金陵一些大官宦、大富商合家流放至陕北一带屯田。明代永乐三年，朝廷曾将大批耕牛运往这一带，规定每百名军士必须配备到耕牛40头，用于耕作；明代成化九年，陕北一带长城修复竣工后，朝廷向这里广集劳力，对“墙内之地悉分屯垦，岁得粮六万石有奇”。到了清代，清政府更以优厚的奖励鼓励长城外的人入内垦荒，并宣布三年不纳粮，这样大量发展农业的结果，眼下确收到了一些实惠；但一代又一代这样搞下去，却破坏了陕北一带的生态平衡，大量植被，草地森林毁坏，水土流失日趋严重，致使沙漠滚滚南下，吞没耕地，填塞湖泊河流，这片黄土地逐渐变成了一个气候干旱、水资源缺乏的贫瘠之地，自然灾害频频，黄土层被冲刷得越来越薄。时至今日，*近黄河沿岸的山峁已几乎变为石山。 自然环境的改变，引起了这里经济方式的改变，失去了草地、森林，使畜牧业失去了长期维持的条件，而农业逐渐在这一带的经济中占据了主要位置；畜牧业退居二线，成了一种“副业”。然而，这一带的农业还一直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，比人类初级农业强不少多少，几千年的耕作方式一直延续下来。除极少的川地外，一般没有灌溉，没有恢复力的有力措施，很大程度上还是*天吃饭。生产工具和方式也很原始，老镢头是每个农民必不可少的劳动工具，笔者听见，20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这里还承传着牛踩场、羊种谷的传统方式，由于肥源缺乏，施肥也仅仅是象征性的。据《延安府志》说，这里的“一寻地（三亩）施肥不过百斤”，“又耕之不力，鲜施人力，翻耕播种便属勤农，过此即属坐待雨泽，每有下种后趁食他乡至收获始回者”。以上记述，多少反映出了这一带农业的基本状况。总的来看，很大程度还保持着人类初级农业的特点，发展不大。 有一点需说明，即《延安府志》中将这一带农业缺乏灌溉、施肥等称之为“耕之不力”，说这是一种“惰性”的表现，这是不够客面的。少灌溉、少施肥，实为条件所致也。一是肥源、水源缺乏。这里十年九旱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，而每遇天旱须实施灌溉时，往往大河无水、小河干涸，取之何处？一是地理条件不利于灌溉。这里的农田多为山地，往往高出水面十多米甚至数十米，如何引水上山？即便引得上去，地形陡峭，有的地方连人都站立不稳，又如何浇灌呢？ 至于畜牧业，至今仍是这一带普遍保留着的一种经济手段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畜养，但与昔日那种“群羊塞道”、“牛马衔尾”的景象相比，已相去甚远了。这里的生产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，一般人家大都以种地为本，在可能的情况下再牧养少量牧畜，狩猎遗风普遍盛行，但季节性很强，一般在冬季农闲时进行。劳动分工，大体为家庭主要劳力（成年男子）专门种地，牧畜交由小孩或老人放牧。 这就是陕北一带经济结构的多元性、经济方式的传统性和经济形态的封闭性特点。但是，近代的多业并举与古代的多业并举还有着一些形式的不同，这里以家庭为经济生产单位。在古代，一般家庭或务农、或放牧，形式较单一；发展至近代，已少有专门从事畜牧或专门从事农业的农户，统一变成了以农为主，兼营畜牧、狩猎的综合型经济模式，游牧的形式几乎完全灭绝了。由此，人们以家庭为单位，从事着小生产经济，一般没有专门的劳动结社。
2、黄土地生活状况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采用这样的自然经济方式，生产效率很低，收获也就微乎其微了。过去一般年景，川道地亩产只有百多斤左右，山地产量更低，一般只有三、五十斤。若遇荒年，颗粒无收是常有的事。然而，越是亩产低，人们越是多开荒、多种地，以弥补亩产低所欠。陕北有句俗话，“掏一个坡坡，多吃一个窝窝”（掏、即挖、开荒；窝窝：指窝头）就是这个意思。而越是种的地多，亩产量就越是无法保证。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，使得这一带全成了光山秃岭，凡是人能站得住的地方全被开垦了，但人们的生活，几千年来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，吃着小米糖菜，穿着破衣烂衫，衣不遮体是这时原普通现象，贫穷、落后成了这块黄土地的一个徽记。清代一位名叫许谣的延州知府曾在他写给朝廷的一篇纪实性文章中，记录了陕北一带的生活状况。他说：“天下之民莫穷于延，天下之赋莫重于延……。延安府九州县，荒府伤惨之状通古史传所未闻……千里顽石，四围重阻，商贾难以至其地，行旅难以出其乡。以此，经营之路既绝，有力难以催倩而得财，有粟难以货卖而得银；毕世穴居，豕游铢罕，此其独穷于天下之民也，地实为之也……。民生莫不有居室，而延民独瓦砾荒丘而处；民生莫不有衣食，而延民独赭百结，肘露踵穿……。” 这位知府大人的描写虽然有着某些夸张，但也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带的贫穷状况。只是有一点需要更正，即文中所谈延民“毕民穴居”、“窟土而处”的问题。他所说的，无疑是这一带的传统住宅——窑洞。这涉及黄土地的住宅文化。这位知府认为，陕北人住窑洞是因穷而致，执该看法的人不在少数。关年，一位日本学者就曾发表文章，将住窑洞作为贫穷的一个例证提了出来，为此引起了国际争端。其实，窑洞是黄土高原西部的一种传统住宅，历史已十分悠久了，原始的先民们大都以此为居。《山海经》中那段关于二负的传说：“汉武帝发盘石，石屋中得一人”，其中的“石屋”，恐怕就是一种石窑洞。据专家们考证，陕北的窑洞建筑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。那就是说，周代时期，陕北一带的居住模式就已经形成了。（这也可作为黄土文化基本模式形成于周代的一个例证吧。） 这里的人们选择窑洞作为他们的住宅，在于窑洞有着它多方面的优点；一是可以就地取材，免去材料的劳集之苦；一是随意性强，想在哪里住，看好地方用镢头挖即可，适合于这里社会不稳定、居民流动性强之特点；一是修造简便，成本较低；一是经久耐用，一般土窑洞可居住百年以上不用修缮，石窑洞的寿命更长，一般都在三百年左右；一是保温性能和隔热性能好，本地人谓之“冬暖夏凉”。 如此看来，窑洞实为陕北一带最为理想的住宅了，即使是在现代陕北人的以上中，窑洞也好于一般楼房。 陕北黄土高原一带人口分布一直很稀疏，无定河流域算是这一带人口较密集的区域了，到20世纪初，大的村子了不过二三十户人家。有首民歌叫《蟠龙街》主，开头唱道：“孙家崖，庄子大，十五户人家盛（方言，居住之意）的拉撒（方言、分散之意）”。大庄子才15户，小庄子就更少得可怜了，往往三户五户便为一村。据统计，70年代初，甘泉县第平方公里平均只有二人。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，全镇才有17户人家。这些村庄零零星星地分布在这沟沟岔岔之中，村与村之间距离较远；山路崎崛，交通极为不便。乡间小路，窄者仅一尽来宽，沿沟坡而上，委婉曲折，俗称“羊肠小路”；交通方式以步行为主，有条件者以牲畜代步。即便是娶亲，山里人一般不坐轿子，而是骑牲口。民间有个讲究，新媳妇在迎亲的当天不准吃饭喝水，有的从迎亲前一天下午就开始节制饮食了。究其原因也很简单；途中不用解手。 因居住分散且交通不便，又造成了这一带社会交往的缺乏。人们少有外出的机会。过去农村的男人们一生的活动范围限于本地几十公里范围之内。女人们则更少出门，有一生未进过县城者。笔者曾于70年代初骑自行车去过保安县张渠乡一带，那里山路陡峭，许多地方需人扛单车才有通过，而路边村民许多还不曾见过自行车。这样，社会交往大多是通过当地民俗活动进行的，如春节期间的拜年等。谁家有了红白喜事，邻近的亲友们则会到一块，相识的叙旧，不相识的便展开社交活动，包括相亲在内。 如此，人们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封闭型生活模式。他们终日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劳作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一年又一年，一代又一代，周而复始，延绵不绝。这是中国最典型的生活方式。因自然条件差，人们付出的劳动代价是巨大的，身背肩扛，体力劳动成了最主要的劳动形式，这里有句俗话“糠菜半年粮”，“喊得响，跑得快，肚子里装的酸白菜”，民歌中唱道“今年盼着明年好，明年还穿些烂皮袄”，“红格丹丹的日头照山畔，艰难不过庄稼汉；庄稼汉吃饭*血汗，又有苦来又有甜；白白里山上淌大汗，到夜晚抱上婆姨（对妻子的称谓）当神仙”，“东山上糜子西山上谷，咱们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”…… 这就是黄土地人们千百年来生活的真实写昭。 五、对立、统一的黄土文化结构 黄土文化，又是一个由多方面的对立而形成的统一体。 这仍然是由于多民族的融合造成的。有史以来，先后有近20个部、民族在这里错居杂处，其中一部分本属陕北族民之一支，是这一带的土著，比如狁、大戎、白狄、党项等；一部分则来之较远的地方，如女真、吐谷浑、高丽、龟兹等；甚至有的来自于中亚（见前秦建元三年《邓太慰祠碑》）。这些本地的或外来的部、族，后来几乎都成了这一带的长期居民。多民族文化汇合一起，许多方面就形成了对立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 然而，时间才是真正伟大、万能的，它像一剂消融良药能将对立双方慢慢溶解在一起，并再塑出一个新的形态来。当然，这个溶解再塑是个十分漫长的过程。试想，一个民族突然闯入了另一个民族的领地，首先引起的便是社会的动荡和你死活的拼杀。然后，战胜者同战败者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下来，年复年、月复月，渐渐地，历史的冲突在双方的心目中已成为过去，于是，他们开始贸易，开始谈论生产，开始民俗社交，开始通婚联婚——开始了文化上的交流与取长补短。
这就是文化的交融。在这个交融中，各民族又依照生活的客观需要，在极力发挥各自文化的长处的同时，又极力吸取接受别人文化的长处，以弥补自身之不足，以适应民俗社会，就这样，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、一个从相互对立而形成的统一的文化模式被再塑了出来。然而某一天，又一个民族的铁骑踏上这块土地，于是，对立消融再塑又重新开始……。千百年来，众多的民、部族就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出历史悲喜剧，再塑着一个包容多民族文化特点的、却又不同于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－－黄土文化。
概括黄土文化的特点，主要有如下几点：多元性；古朴性；对立性。这些特点，又反映在经济、心理等方面。
1、黄土地自然环境与经济模式 近代的黄土地高原与古代的黄土高原，在地理环境上是不一样的，从地质构造来看，陕北黄土地属于鄂尔多斯地台的一部分。鄂尔多斯地台，也称为陕西构造盆地，属温带气候，海拔在1200至2000米之间。二、三百万年前，在这里相继堆积的午城黄土、离石黄土，使这里覆盖上了厚厚的一层黄土，其厚度平均在70米左右，厚者达200米。大约5000年前，这里的气温还相当暖和，茂密的植物覆盖着大地山峦，野生动物也十分丰富，这些，为我们的祖先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，分布在这里的大量仰绍文化、庙底沟文化遗址，向我们展示了黄土地昔日的繁荣。直至汉代，这里还是个水草茂盛的地方。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，“西有羌中之利，北有戎翟之畜，畜牧为天下饶”。（秦末汉初时，陕北一带为翟国。）汉代的一个《复议三郡疏》中描写这片土地是“沃野千里，谷稼即殷”、“水产丰美、土宜产物；牛马衔尾，群羊塞道”。当时这里是汉武帝的六个大养马场之一。看来，至少在汉代之前，这里的气温还较湿润，森林植被较好，畜牧业在这里的经济中还占有极大比例；农业方式虽已普遍采用，但范围还不甚广泛，主要集中在川道平地，几乎没有山地耕种。 然而后来的变化却改变了这种环境。首先就是战争。连绵一千多年的民族之争、内乱，将这里变成了一个战争的漩涡，一个边关要塞。为了充实边关，从汉代起，历代朝廷都在这里大量设兵屯田。据《汉书》载，汉代曾先后七次向这里移民，仅公元前120年一次，就迁徙关东（潼关以东）贫民70余万人到这一带安家；仅一次就将60万士卒迁到这里戍田。据载，明末清初之际，清王朝曾将江逝、金陵一些大官宦、大富商合家流放至陕北一带屯田。明代永乐三年，朝廷曾将大批耕牛运往这一带，规定每百名军士必须配备到耕牛40头，用于耕作；明代成化九年，陕北一带长城修复竣工后，朝廷向这里广集劳力，对“墙内之地悉分屯垦，岁得粮六万石有奇”。到了清代，清政府更以优厚的奖励鼓励长城外的人入内垦荒，并宣布三年不纳粮，这样大量发展农业的结果，眼下确收到了一些实惠；但一代又一代这样搞下去，却破坏了陕北一带的生态平衡，大量植被，草地森林毁坏，水土流失日趋严重，致使沙漠滚滚南下，吞没耕地，填塞湖泊河流，这片黄土地逐渐变成了一个气候干旱、水资源缺乏的贫瘠之地，自然灾害频频，黄土层被冲刷得越来越薄。时至今日，*近黄河沿岸的山峁已几乎变为石山。 自然环境的改变，引起了这里经济方式的改变，失去了草地、森林，使畜牧业失去了长期维持的条件，而农业逐渐在这一带的经济中占据了主要位置；畜牧业退居二线，成了一种“副业”。然而，这一带的农业还一直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，比人类初级农业强不少多少，几千年的耕作方式一直延续下来。除极少的川地外，一般没有灌溉，没有恢复力的有力措施，很大程度上还是*天吃饭。生产工具和方式也很原始，老镢头是每个农民必不可少的劳动工具，笔者听见，20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这里还承传着牛踩场、羊种谷的传统方式，由于肥源缺乏，施肥也仅仅是象征性的。据《延安府志》说，这里的“一寻地（三亩）施肥不过百斤”，“又耕之不力，鲜施人力，翻耕播种便属勤农，过此即属坐待雨泽，每有下种后趁食他乡至收获始回者”。以上记述，多少反映出了这一带农业的基本状况。总的来看，很大程度还保持着人类初级农业的特点，发展不大。 有一点需说明，即《延安府志》中将这一带农业缺乏灌溉、施肥等称之为“耕之不力”，说这是一种“惰性”的表现，这是不够客面的。少灌溉、少施肥，实为条件所致也。一是肥源、水源缺乏。这里十年九旱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，而每遇天旱须实施灌溉时，往往大河无水、小河干涸，取之何处？一是地理条件不利于灌溉。这里的农田多为山地，往往高出水面十多米甚至数十米，如何引水上山？即便引得上去，地形陡峭，有的地方连人都站立不稳，又如何浇灌呢？ 至于畜牧业，至今仍是这一带普遍保留着的一种经济手段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畜养，但与昔日那种“群羊塞道”、“牛马衔尾”的景象相比，已相去甚远了。这里的生产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，一般人家大都以种地为本，在可能的情况下再牧养少量牧畜，狩猎遗风普遍盛行，但季节性很强，一般在冬季农闲时进行。劳动分工，大体为家庭主要劳力（成年男子）专门种地，牧畜交由小孩或老人放牧。 这就是陕北一带经济结构的多元性、经济方式的传统性和经济形态的封闭性特点。但是，近代的多业并举与古代的多业并举还有着一些形式的不同，这里以家庭为经济生产单位。在古代，一般家庭或务农、或放牧，形式较单一；发展至近代，已少有专门从事畜牧或专门从事农业的农户，统一变成了以农为主，兼营畜牧、狩猎的综合型经济模式，游牧的形式几乎完全灭绝了。由此，人们以家庭为单位，从事着小生产经济，一般没有专门的劳动结社。
2、黄土地生活状况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采用这样的自然经济方式，生产效率很低，收获也就微乎其微了。过去一般年景，川道地亩产只有百多斤左右，山地产量更低，一般只有三、五十斤。若遇荒年，颗粒无收是常有的事。然而，越是亩产低，人们越是多开荒、多种地，以弥补亩产低所欠。陕北有句俗话，“掏一个坡坡，多吃一个窝窝”（掏、即挖、开荒；窝窝：指窝头）就是这个意思。而越是种的地多，亩产量就越是无法保证。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，使得这一带全成了光山秃岭，凡是人能站得住的地方全被开垦了，但人们的生活，几千年来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，吃着小米糖菜，穿着破衣烂衫，衣不遮体是这时原普通现象，贫穷、落后成了这块黄土地的一个徽记。清代一位名叫许谣的延州知府曾在他写给朝廷的一篇纪实性文章中，记录了陕北一带的生活状况。他说：“天下之民莫穷于延，天下之赋莫重于延……。延安府九州县，荒府伤惨之状通古史传所未闻……千里顽石，四围重阻，商贾难以至其地，行旅难以出其乡。以此，经营之路既绝，有力难以催倩而得财，有粟难以货卖而得银；毕世穴居，豕游铢罕，此其独穷于天下之民也，地实为之也……。民生莫不有居室，而延民独瓦砾荒丘而处；民生莫不有衣食，而延民独赭百结，肘露踵穿……。” 这位知府大人的描写虽然有着某些夸张，但也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带的贫穷状况。只是有一点需要更正，即文中所谈延民“毕民穴居”、“窟土而处”的问题。他所说的，无疑是这一带的传统住宅——窑洞。这涉及黄土地的住宅文化。这位知府认为，陕北人住窑洞是因穷而致，执该看法的人不在少数。关年，一位日本学者就曾发表文章，将住窑洞作为贫穷的一个例证提了出来，为此引起了国际争端。其实，窑洞是黄土高原西部的一种传统住宅，历史已十分悠久了，原始的先民们大都以此为居。《山海经》中那段关于二负的传说：“汉武帝发盘石，石屋中得一人”，其中的“石屋”，恐怕就是一种石窑洞。据专家们考证，陕北的窑洞建筑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。那就是说，周代时期，陕北一带的居住模式就已经形成了。（这也可作为黄土文化基本模式形成于周代的一个例证吧。） 这里的人们选择窑洞作为他们的住宅，在于窑洞有着它多方面的优点；一是可以就地取材，免去材料的劳集之苦；一是随意性强，想在哪里住，看好地方用镢头挖即可，适合于这里社会不稳定、居民流动性强之特点；一是修造简便，成本较低；一是经久耐用，一般土窑洞可居住百年以上不用修缮，石窑洞的寿命更长，一般都在三百年左右；一是保温性能和隔热性能好，本地人谓之“冬暖夏凉”。 如此看来，窑洞实为陕北一带最为理想的住宅了，即使是在现代陕北人的以上中，窑洞也好于一般楼房。 陕北黄土高原一带人口分布一直很稀疏，无定河流域算是这一带人口较密集的区域了，到20世纪初，大的村子了不过二三十户人家。有首民歌叫《蟠龙街》主，开头唱道：“孙家崖，庄子大，十五户人家盛（方言，居住之意）的拉撒（方言、分散之意）”。大庄子才15户，小庄子就更少得可怜了，往往三户五户便为一村。据统计，70年代初，甘泉县第平方公里平均只有二人。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，全镇才有17户人家。这些村庄零零星星地分布在这沟沟岔岔之中，村与村之间距离较远；山路崎崛，交通极为不便。乡间小路，窄者仅一尽来宽，沿沟坡而上，委婉曲折，俗称“羊肠小路”；交通方式以步行为主，有条件者以牲畜代步。即便是娶亲，山里人一般不坐轿子，而是骑牲口。民间有个讲究，新媳妇在迎亲的当天不准吃饭喝水，有的从迎亲前一天下午就开始节制饮食了。究其原因也很简单；途中不用解手。 因居住分散且交通不便，又造成了这一带社会交往的缺乏。人们少有外出的机会。过去农村的男人们一生的活动范围限于本地几十公里范围之内。女人们则更少出门，有一生未进过县城者。笔者曾于70年代初骑自行车去过保安县张渠乡一带，那里山路陡峭，许多地方需人扛单车才有通过，而路边村民许多还不曾见过自行车。这样，社会交往大多是通过当地民俗活动进行的，如春节期间的拜年等。谁家有了红白喜事，邻近的亲友们则会到一块，相识的叙旧，不相识的便展开社交活动，包括相亲在内。 如此，人们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封闭型生活模式。他们终日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劳作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一年又一年，一代又一代，周而复始，延绵不绝。这是中国最典型的生活方式。因自然条件差，人们付出的劳动代价是巨大的，身背肩扛，体力劳动成了最主要的劳动形式，这里有句俗话“糠菜半年粮”，“喊得响，跑得快，肚子里装的酸白菜”，民歌中唱道“今年盼着明年好，明年还穿些烂皮袄”，“红格丹丹的日头照山畔，艰难不过庄稼汉；庄稼汉吃饭*血汗，又有苦来又有甜；白白里山上淌大汗，到夜晚抱上婆姨（对妻子的称谓）当神仙”，“东山上糜子西山上谷，咱们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”…… 这就是黄土地人们千百年来生活的真实写昭。 五、对立、统一的黄土文化结构 黄土文化，又是一个由多方面的对立而形成的统一体。 这仍然是由于多民族的融合造成的。有史以来，先后有近20个部、民族在这里错居杂处，其中一部分本属陕北族民之一支，是这一带的土著，比如狁、大戎、白狄、党项等；一部分则来之较远的地方，如女真、吐谷浑、高丽、龟兹等；甚至有的来自于中亚（见前秦建元三年《邓太慰祠碑》）。这些本地的或外来的部、族，后来几乎都成了这一带的长期居民。多民族文化汇合一起，许多方面就形成了对立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 然而，时间才是真正伟大、万能的，它像一剂消融良药能将对立双方慢慢溶解在一起，并再塑出一个新的形态来。当然，这个溶解再塑是个十分漫长的过程。试想，一个民族突然闯入了另一个民族的领地，首先引起的便是社会的动荡和你死活的拼杀。然后，战胜者同战败者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下来，年复年、月复月，渐渐地，历史的冲突在双方的心目中已成为过去，于是，他们开始贸易，开始谈论生产，开始民俗社交，开始通婚联婚——开始了文化上的交流与取长补短。
这就是文化的交融。在这个交融中，各民族又依照生活的客观需要，在极力发挥各自文化的长处的同时，又极力吸取接受别人文化的长处，以弥补自身之不足，以适应民俗社会，就这样，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、一个从相互对立而形成的统一的文化模式被再塑了出来。然而某一天，又一个民族的铁骑踏上这块土地，于是，对立消融再塑又重新开始……。千百年来，众多的民、部族就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出历史悲喜剧，再塑着一个包容多民族文化特点的、却又不同于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－－黄土文化。
